山在怀里，人在路上
——南岭干部学院培训散记
曾广翘
七月末，我踏上韶关的土地，走进广东南岭干部学院，参加广州医科大学第二期干部培训。南岭的七月，热是真热——但山里的热与城里的热，是两种热。城里的热是闷，是堵，是柏油路面蒸腾上来的焦躁，是钢筋水泥囚笼里的窒息；山里的热是蒸，是煮，是草木葱茏间弥漫的生机，是万物拔节生长的力量。我站在学院门口，仰头望天，蓝得澄澈，蓝得深邃，蓝得让人的心也跟着开阔起来。
彼时我想，不过五天时间，能做些什么呢？后来我才知道，五天，足以让一个人脱去一层旧皮，再长出一副新的筋骨。
我坐在第五排，位置恰好，看黑板、看投影都清晰。五天下来，我没有打过一次瞌睡。不是不困，是不舍得。录音笔静静躺着，笔记本摊开在膝头，笔尖在纸上沙沙行走，像犁铧翻过心田。我深知这些年欠了多少功课，便格外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时光。
第一堂课是敖带芽教授讲授的。这位广州市委党校的教授、武汉大学的博士，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专家，一开口便将我牢牢抓住。他讲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，解读广州“十五五”规划展望》，我原以为这样的课题难免枯燥，不料他字字珠玑，句句落在实处。从广州的湾区定位，到高校的发展短板，从宏观战略到微观实践，他不讲空话套话，只讲真话实话。分组研讨时，众人讨论热烈——有人诉说学校的困境，有人探讨突破的路径。我坐在那里，忽然生出一种深切的体悟：原来我们面临的种种问题，从来都不是孤立的，那是时代递到每一个人手中的考卷。
敖教授说了一句话，我郑重地记在笔记本上，画了三道粗杠：“政绩观对了，路就对了；政绩观错了，越努力越荒唐。”这句话像一枚钉子，钉在了我的心上。是啊，人生何尝不是如此？方向错了，走得越快，离正道越远。
晚上七点，吴北虎老师来了。他是清华毕业的高才生，广州数科集团的专家，著有《通识AI：人工智能基础概念与应用》一书。他讲《全球AI变革与高校战略新局》。说实话，我对AI一直有些抵触，总觉得那是年轻人的玩意儿，与我这把年纪何干？但他一开口，便如惊雷炸响——他说，AI不是什么新鲜时髦的玩意儿，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工具，就像当年计算机走进办公室一样，你不学，就会被时代抛下。那天夜里，我回到房间，照着他教的方法试了试，果然好用。越用越兴奋，越整理越清醒——原来工具的革新，从来不是为了取代人，而是为了解放人，让人去做更有价值的事。我暗暗下定决心：回去以后，一定要把它用到工作中去。学习，从来不分年龄；进步，永远不晚。
培训的间隙，我也没有闲着。借着难得的面对面机会，我与校内几位职能部门的同事积极交流，就学报专栏建设、期刊联合承办、学报社科版建设等几项重点工作交换了意见，达成了初步共识。当天我们便建了工作群，相关表格已经开始着手准备。三件事，都是大事，都在这次培训的间隙里得以推进。我坐在房间里，看着手机里新拉的工作群，心里踏实得很——原来培训不只是坐在教室里听，更要在交流中碰撞，在碰撞中前行。所谓培训，从来不是被动地接收，而是主动地生长。
七月二十八日，我们去了南雄梅岭。梅岭古道，是唐代名相张九龄奉诏开凿的，碎石铺就，千年不坏。走在古道上，脚下的石头被岁月磨得光滑温润，两旁的梅树郁郁葱葱，虽非花期，却也能想见冬日寒梅绽放时的清绝风骨。讲解员说，这里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二次入赣，皆经梅岭；毛泽东、朱德也曾率红军攻占梅岭；彭德怀率红五军团在此与白军对峙。每一寸石板，都印过历史的足迹；每一棵梅树，都见证过时代的风云。
行至《梅岭三章》诗碑前，我们驻足聆听微党课，讲的是陈毅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。一九三六年冬，陈毅因叛徒出卖被困梅岭，敌人以五个营的兵力地毯式搜山，围困二十余日。在那石壁莽野之间，在那生死存亡之际，他写下了气吞山河的绝笔：“断头今日意如何？创业艰难百战多。此去泉台招旧部，旌旗十万斩阎罗。”我站在诗碑前，望着那苍劲的字迹，想象着当年陈毅在绝境中的心境——明知必死，却毫无惧色；身陷重围，却气贯长虹。那是一种怎样的信念，才能让人面对死亡时如此从容，如此豪迈？鼻子忽然一酸，我悄悄用手背蹭了一下眼角，装作眺望远处的青山。青山不语，却见证了一切。
下午，我们去了始兴县的汇川别墅。这座围楼始建于民国十年，是粤北客家围楼与岭南园林交融的典型代表。它曾先后作为粮仓、公安局监狱、竹器厂使用，如今经维修活化，被打造成岭南书院，集藏书、讲学、展览于一体。站在那栋百年老楼前，抚摸着斑驳的墙壁，忽然心生无尽的感慨。历史就是这样，一层一层地叠加上去，又一层一层地沉淀下来。粮仓、监狱、竹器厂、书院——功用在变，时代在变，而这座围楼始终沉默地矗立着，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，静静地看着世事变迁。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权力，那些曾经喧嚣一时的纷争，都如过眼云烟；而真正留下来的，是文化，是精神，是一代代人对知识与光明的向往。
翌日，我们前往中共广东省委粤北省委机关旧址——五里亭。抗日战争时期，省委机关从广州迁至韶关，先后辗转南雄瑶坑村、始兴红围，一九四一年春迁到这里。那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两层客家小院，建筑面积不过两百余平方米，简朴得让人心疼。讲解员说，当年省委的同志们就在这里办公、生活，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坚持斗争，指挥着全省的抗日救亡运动。我站在那间小屋里，看着墙上泛黄的老照片，看着简陋的桌椅，看着那盏煤油灯——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，我们的先辈们点燃了抗日的烽火，撑起了民族的脊梁。再想想今天，我们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培训，住着干净的房间，吃着精致的自助餐，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干？有什么理由抱怨？
从五里亭出来，车行约一个小时，到了北伐战争纪念馆。馆前矗立着一座孙中山铜像，庄严肃穆，目光如炬。我站在铜像前，想起孙中山先生当年在这里督师北伐，两次誓师，虽屡遭挫折，却矢志不渝。心中忽然涌起一股豪情——我们这个民族，从来都是在最艰难的时候，有人站出来，扛起责任，奋然前行。从孙中山到共产党人，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，变的是领导力量，不变的是民族复兴的初心。
七月二十九日晚，我们坐在丹霞教学楼三〇六课室，老师教我们唱红歌。旋律一响，我的眼眶便有些发涩。那些歌里唱的是什么？是红军，是长征，是共产党人在最艰苦的年代里，拿命在拼、拿血在搏。我想到梅岭的诗碑，想到五里亭的小院，想到北伐的将士——他们那时候，吃不饱，穿不暖，随时可能牺牲，可他们硬是撑下来了，撑出了民族复兴的坚实基础，撑出了今日中国的底气。我坐在那里，喉咙发紧，真的被那种精神击中了。想想自己工作中遇到的那些困难，算得了什么呢？人家连命都不要了，你还有什么好怕的？
七月三十日，专题教学《AI赋能高校治理新形态》之后，便是结业式。散场的时候，我没有急着走。我坐在那里，看着空荡荡的教室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课桌上，想起敖教授说的那句话——“政绩观对了，路就对了。”人生之路，正是如此。心里装着什么，脚下便走向哪里。心里装着小我，便只会围着那点得失打转；心里装着大我，便能看见更远的地方，便能在更广阔的天地间实现人生的价值。为官一任，当造福一方；从教一生，当培育栋梁。我们手中的权力，肩上的责任，从来都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人民，为了事业，为了这个国家更好的明天。
返程的大巴缓缓驶出学院大门，我回头望了一眼身后的山。南岭的山，不高，但绵延不绝，像一道沉默的脊梁。它们不说话，却站了千万年；它们不张扬，却撑起了这片土地的风骨。想起路遥说过的话：“文学创作是最诚实的劳动。”其实，做人做事，何尝不是最诚实的劳动？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自己；你骗得了一时，骗不了一世。你骗不了山，骗不了历史，也骗不了自己的心。
山在怀里，人在路上。这条路还很长，但我不怕了。因为我知道，在我的心里，从此增添了一盏明灯——那是梅岭的火种，是五里亭的灯光，是北伐将士的目光，是无数先辈用生命点燃的信仰之光。这盏灯，将照亮我前行的路，让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迷失方向。
作为广州医科大学杂志社社长，我深知，一本高质量的学术期刊，就是一盏思想的明灯。我要把此行的所悟所感，化为办刊的定力与方向——坚守学术初心，恪守出版良知，以严谨的编审工作把好每一篇稿件的政治关与学术关，以开放的视野搭建跨学科对话的平台，以服务的姿态助力学校科研与教学的双轮驱动。我们编的是文章，传的是学问，守的是阵地，育的是新人。我要让广医的系列期刊，成为南岭山麓下延伸出去的又一条精神古道——让思想在这里交汇，让真知在这里生长，让一代代广医人从这里汲取力量，再出发。
（2026年7月30日写于培训归来之夜）
